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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金贵和杨宝琛夫妇是川红集团前身宜宾茶厂的元老。他们夫妇因红茶结缘，定居宜宾，成为四川红茶整个历史的见证人。

坐在郑金贵和杨宝琛夫妇家的阳台上，推开窗户，正对着跨过长江的戎州大桥。从1951年开始的茶人生涯，与桌上川红香气一道，缓缓而来。

17岁，做茶是为农民致富

郑金贵今年86岁了，16岁时家住重庆，在敦义农工学院茶叶专科学习读书，正式步入茶行业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郑金贵到茶艺专修学校读书，学茶树栽培，学茶园管理，学育种学，学俄语，学茶史。真正让她精神受到极大触动的，是1952年实习期间的见闻。

彼时，红茶正是当热，中苏建交。为了向苏联、波兰等东欧国家出口换汇，国家在西南区设置了7个茶叶推广站，目的就是推广红茶。杨宝琛被分配到红茶推广站第六站实习，郑金贵则被分配到红茶推广站第七站实习。

宜宾市周边的高县、珙县、宜宾和筠连四个县气候最合适种植红茶。红茶作为一种重要物资，进入到国家的经济体系中。“当时是计划经济，茶叶属于国家管理的二类物资。为了推广红茶，这四县不允许种植绿茶。”她说，“我这一辈子搞茶叶可以说非常苦。我为啥子搞了60年红茶，就是因为红茶对农民的生计太重要了。”

“当时印度和斯里兰卡大叶种茶都用的是一芽二叶的标准，进入车间首先看到的是一芽二叶的标志，他们的茶叶杂志有一个就叫《一芽二叶》，所以我们当时主要向农民宣传这方面的采摘。”办训练班，办黑板报，开大会小会，敲锣打鼓，甚至还编成歌：一芽二叶做红茶，做成红茶人人夸……

“当时我18岁，扎个揪揪辫子，男同事打锣，我们就去跳舞宣传。”郑金贵说，“我们到处都宣传，卖了红茶，能赚钱，还能换回苏联老大哥的自行车和小彩电，当时农民卖一背篓茶能换一斤盐巴就很高兴了。”

“实习这一课太扎实了，山区农民太苦了，如果茶叶能发展起来，能增加收入多好啊。如果种茶能带来收入那就是一个好事。”郑金贵说，人生应当有目标，而种茶富农这一个目标，她从来没有动摇过。

60年，与川红共成长

实习过后，郑金贵坐了两天两夜的车船才来到宜宾。不久，郑金贵就喜欢上了这里。

“一分钱的水饺，一分钱的鸳鸯，就是饺子、面放在一起煮一碗。”说起那时候宜宾的美食，郑金贵不无怀念，啧啧嘴，她说，当然最喜欢宜宾还是因为这里很适合种茶，茶叶比较好。

1952年，郑金贵调到宜宾县茶叶站任站长，1955年又调到宜宾地区农业局茶叶站担任站长。为了种茶，郑金贵爬遍了宜宾的众多高山。那时候泸州还属于宜宾市辖区，尖峰、九龙山，当初一山一山爬下来，原因无他，因为她喜欢接触农村，这是从实习的时候深种在心里面的喜欢，“工作了以后，我也不喜欢呆在办公室处理文件，半年工作总结，全年工作总结，能写多久，还不如去真正接触茶农。不管山有多高，地有多宽，就是摔倒在‘茅斯’（田间厕所）头，爬起来就是。”

刚开始的时候，宜宾还没有成片的茶园，田间地头，竹林之下，茶叶的身影若隐若现，一次看见10棵8棵的茶叶长成一丛，都能让郑金贵“高兴得要死”。40棵为一亩，达到一亩就插一根棍子。

用这种方法，郑金贵和老一代茶农测算，20世纪50年代宜宾茶叶有4万亩，而到她1991年退休的时候，宜宾的茶叶已经达到20万亩。“20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宜宾的茶叶外汇出口四川省第一。”

也就是在郑金贵退休之后，受国际市场影响，红茶开始走入低谷，整个行业萎缩，但郑金贵与茶为伴的生活并没有受到影响，反而更加丰富多彩了。

退休第二年，郑金贵牵头成立了宜宾市工商联合会茶叶商会，随后又着手筹建宜宾市茶叶市场，还多次组织召开名优茶品尝会和宜宾市第一次茶艺师培训。

4年，扶贫工作在路上

郑金贵与茶行业打交道60年。现在她每天喝茶，看茶书，了解新的茶叶信息、探知市场信息、学习工艺改革、了解新的茶叶品牌。

2013年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。在得知这一消息后，郑金贵喜笑颜开，她认为扶贫和茶叶有莫大的关系，不仅可以提高山区农民的收入，简直就是对山区农民直接的扶贫。

“山上的茶农特别辛苦，现在采茶的农民太少了，大家都出去打工了，只留下小孩和老人。种茶本来是为了富民，但是农民并没有收到更多的利益。”在她看来，茶农要赚钱就要提高茶农的种植水平，为此她一直奔波在最穷的山区里，将种茶制茶的知识带给山区的茶农，帮助他们早日脱贫。

在扶贫这条道路上，她一走又是四年。到目前为止，已经成功帮助两个贫困县的茶农们暂时脱贫，她说，希望在2020年，能让这些茶农们实现完全脱贫。

“我和杨宝琛是同学，因茶结缘走到一起。走上工作岗位后，又共同选择了茶叶工作作为我们的毕生事业，在同一个目标下携手走过了半个多世纪。”郑金贵指着客厅墙上的金婚照片笑着说。

2018年，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。在“第四届四川茶业经济年会”上，郑金贵和杨宝琛夫妇荣获四川茶业终生成就奖。人们总是说坚持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，郑金贵和杨宝琛夫妇用一生的时光去证明了这句话。